群書治要

一、多元宗教文化共存共榮

中國的唐朝,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美好時代。唐太宗李世民寬宏雅量、兼容並蓄,虛心學習各種宗教和聖哲學派的典籍,帶動全國百姓學習聖賢教育。他不僅是佛教的護法,而且是所有宗教的總護法。他真正歡喜宗教、愛護宗教,對各個宗教都能夠優容接納、平等對待。各個宗教之中真正有修行、有德行、有學問的大德,太宗都奉之為國師,常常向他們請教和學習。

貞觀九年傳教士阿羅本(Alopen)將基督教傳入中國,時稱景教,太宗遣派宰相房玄齡至西郊迎之。貞觀十二年,太宗頒下「敕建波斯寺」,詔准其傳教,並於長安義寧坊建教堂一所。

唐朝時期伊斯蘭教也傳到中國,貞觀年間已有大食國人(阿拉伯人)來通好。當時穆罕默德還在世,其弟子斡葛思曾到廣州傳播伊斯蘭教。唐朝政府對伊斯蘭教十分寬容尊重,帝王還幫助僑居中國的穆斯林大食兵「敕建」了一座清真寺。

這是國家以平等來對待各個宗教,因為不同宗教都是神聖與先知智慧經驗的良善教育,能夠幫助國家教化大眾,達到人民和睦相處、社會安定和諧的功效。因此, 湯恩比博士曾經說過,假如讓他再活一次, 重新選擇出生的城市,他會捨棄二十世紀的倫敦,選擇七世紀的長安(唐朝首都)。

二、治世安民之寶典— —《群書治要》

唐太宗在位期間,最大的成就是編了一部匡正挽救社會的治國寶典——《群書治要》。

《群書治要》是唐太宗李世民(西元五九九年至六四九年)於貞觀初年下令編輯。太宗令諫官魏徵及虞世南等,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,擷取六經、四史、諸子百家中,有關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精要,匯編成書。上始五帝,下迄晉代,自一萬四千多部、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,博采典籍六十五種,共五十餘萬言。

《群書治要》實為一部「用之當今,足以鑒覽前古;傳之來葉,可以貽厥孫謀」的治世寶典。太宗喜其廣博而切要,日日手不釋卷。對編輯此書的大臣魏徵等人說:「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,卿等力也」。由是而知,貞觀之治的太平盛況,此書貢獻大矣。誠為從政者必讀之寶典。

古聖先賢之文化教育,的確能為全世界帶來永恆之安定和平。最極關鍵者,即學習者本身,必須真正認識傳統文化,斷疑啟信。聖賢傳統文化實為一切眾生自性流露, 超越時空,亙古彌新。學習關鍵,端在「誠敬」二字。若對古聖先賢之教育毫無誠敬,縱遍覽群籍,亦難獲實益。即使連博學大智的聖者孔子,面對傳統文化的態度都是「述而不作、信而好古」,充分表達出內心的誠敬之情,因此他的成就極高,被尊為至聖先師,堪為萬世師表,這正是我們學習誠敬的好榜樣。

過去孫中山先生於三民主義講演中(民族主義第四講)曾云,「歐洲的科學發達、 物質文明的進步,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。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,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。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,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,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,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,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。」《群書治要》正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精粹,既能作為世界各國領袖的重要施政參考,也能補救現代科學之偏。

中國老祖宗留傳至今的治國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經驗與成效,均是歷經千萬年考驗所累積的寶藏結晶。《群書治要》至珍至貴,尤其對於現代世界,其意義與價值更是非凡。果能世界各國、各黨、各級領導共同學習,深解落實,則和諧社會、大同之治的世界指日可待。

為方便現代人閱讀,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的蔡禮旭老師出版了《群書治要 360》(三百六十句節要,並且翻成英文)。中國中央黨校劉余莉教授領導的研究小組近期也出版了《白話譯注》和《古註 集解》,可作參考。